综上所述，在以执行主体为基准划分央地行政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对地方事务类型化，再分别确定其与立法权、行政权和财权相关联的制度设计，构成了日本央地关系的概貌。

这些因素既有宏观层面上一国宪制结构对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预设安排，又有中观层面上司法权自身化解纠纷的能力局限，还有微观层面上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的某些特殊性。[81]同时，伴随主观公权利扩张与反射利益收缩，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延伸。

[15] 依学者Leisner的观点，最典型的有三类：一是由民主原则来决定的不确定多数人之利益。[78] 参见梁君瑜：《交通标志的法律属性及其救济问题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100页。以上角色反映出行政纠纷可诉性与行政诉权、行政审判权、行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也凸显了前者在行政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详言之，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至1989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行政诉讼仅被认作民事诉讼的一个分支。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毕竟，上述第8项中的其他并非修饰行政行为，而是修饰人身权、财产权。[21] 也有学者称之为抽象概括+具体排除模式。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省，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分权改革运动中，地方分权改革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委员会)提出职能分担(役割分担)原则。

[5] 韩旭：调整事权划分：央地关系思辨及其改善路径，《探索》2016年第6期，第46页。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这种区分方式避免了在各法律中单独设项罗列事务归属的繁冗之虞。但无论如何，保障央地政府事权及立法权和财权在法制度下得到合理分配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当务之急。首先，这些事务都是要求地方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

在当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这种事权分工最为常见。[46] 对此，学理上亦有不少批判意见：认为这种制度性功能仅停留在原则性的宣誓意义上，很难说它具有法规范上的意义。

[54] 参见注[50]，第109页。二、日本行政事权划分的法制形态 日本的事权划分方式以行政权划分为中心。也不论该事务具有国家事务性质、还是央地共同责任、或者自治权下的自主责任，只要是由本地执行的，就是本规定所说的本地域事务。且制定程序简单，制定主体亦不受严格限制。

[9]《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可是什么是地方性事务，并不明确。狭义事权即特指各级政府的行政事权。经讨论，最后形成了国家考虑原则：当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行为影响地方公共团体的制度设定与实施时，国家必须充分考虑适当的职能分担、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与自立性这两个方面。那么，在央地事权具体法律制度设计方面，在我国宪法法律体系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 首先，我国《宪法》对央地政府事权划分的容许性。

从比较的视角来说，日本允许国家立法介入地方事务，同时又从立法程序等方面保障地方的立法空间，这种具体制度构建与我国《宪法》3条第4款遵循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要求具有一致性。[48] 附表分为表一和表二，分别罗列第一项法定事务和第二项法定事务。

最后，以执行为基准的事权划分，可以利用现有法律实现各部门行政领域的具体分类，节约立法成本。特别是对地方事务中的自治事务进行立法时，国家应尽着重考虑义务，让地方能够依据本地实情进行行政管理，尽量减少制定实施细则(第13款)。

因此，本地域事务并不限于地域这样形式上的限制，比如与本地域居民有合理相关性的事务，也属于本地域事务。文中补充道：这里的本地域，并不单单作为一个地域性概念，而是涵盖一个公共团体所具有的区域居民法人格与自治权等要素的广义概念。[56] 关于2007年第二次分权改革的相关讨论，可参见［日］北村喜宣：如何放宽法令的规制密度，氏著《分权政策法务与环境·景观行政》，日本评论社2008年版，第52—60页。有学者认为，所谓本地域事务，指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一定行政区域内承担行政权能的统治团体，以提高居民福利为目的，具有广泛处理统治性事务的权能。[34] Shoup(肖普)：《日本税制报告书》(1949年)。[61]这种国家保障义务通过《地方财政法》和《地方交付税法》进一步具体化。

(3)灾害相关事务(第10条之三，包括灾害救助、公共设施修复等9项事务)。其次，还会记载于《地方自治法》附表[48]中。

[57] 关于本图，还可参见注[51]，矶崎初仁等书，该书第29页中引用了2006年版，并附有详细的具体事例。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也很难分清某地方事务属于哪种类型)，一直遭人诟病，但还是可以较清晰地看出旧法侧重从事务性质进行划分的痕迹。

《地方财政法》第9条规定，地方对本地事务应全额负担经费，除了第10条至第10条之四中列举的事项外(但书)。[25] 参见［日］成田赖明：围绕改正地方自治法的争点——对批判的回应，《自治研究》第75卷第9号(1999年)，第8页。

一种是规定地方的一定事项禁止国家法介入，可称之为地方自治的事项保护模式。另一种是对某类事务再做具体划分，分别交由国家、地方各自担当合适的事务部分，称为融合式。[45]当立法者决定事务的承担主体为地方时，便同时启动了《地方自治法》第2条第11—13款的制度功能：法律对地方事务进行规定、且在对规定了地方事务的法律进行解释运用时，必须确保国家的立法及相关解释没有侵犯地方自治的宗旨，遵循职能分担原则。[23] 理论上也曾致力于通过法解释架构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地方事权体系。

[13] 参见［日］斋藤诚：《现代地方自治之法的基层》，有斐阁2012年版，第201页。取而代之的是以内阁主导的第九次地方制度调查会报告为契机形成了功能分担(機能分担)原则。

[12] 参见注[10]，张千帆书，第1—59页、第354—368页。2.政府事权划分与地方立法权限相结合的路径 类似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事权划分方式，主要围绕《立法法》73条第1款第2项地方性事务的内涵展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政策学上的争鸣。鉴于本文主题的关系，此处不多加探讨。

对此，有学说主张国家举证责任内涵：根据该条款，国家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在关于地方事务进行立法或对该立法进行解释运用时，没有侵害到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与自立性。[5]从近年来国务院发布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6]《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7]来看，虽然从形式上来说，支出责任的划分仍是从事务(方案中将其称之为财政事权)角度出发，但是从内容上来说，此处的财政事权并不能直接类推为政府事权。[13]对于这些事务，很难适用将其所有权限统归于一个主体的划分方式。但是，当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地方事务实施细则时，意味着国家应当同时承担与规定范围相应的财政责任。

太分权，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的担心。[11]此逻辑倾向于通过明晰事权的归属来划分立法权限，使各层级立法主体在规定的立法事项范围内规范有序地进行立法活动。

胡建淼主编：《法律规范：评估与审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5页。[4]韩旭指出，以事权确定支出责任(或者财权)的思路，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运行逻辑和机制。

参见注[10]，张千帆书，第57—66页。问题在于，在已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虽然很多事务按照新的划分方式归属为自治事务，但地方的自主性并没有因此得到解放。